在中国证券业监督系统20余年的严峻考验中,吴清交出了一份卓越的、无与伦比的答卷——这就是为什么在离开证券系统6年以后,他再次回归旧业,成为中国证监会第十任主席的原因。
2024年2月7日晚,上海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吴清,正式接替易会满,成为第十任中国证监会主席。
众所周知,中国证券业从可行性研究到政策落地,与1988年体改委责成央行金融管理司成立的股票小组有莫大关系;紧接着,原央行副行长、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。
自诞生之日起,中国证券业监管的上层机构就打上了浓厚的银行烙印——历任证监会主席都出自于银行系统。其中,刘鸿儒与周正庆曾担任央行副行长,另外7位均来自于大型国有银行。
相似的背景意味着某种共性。例如长期以来,证监会的政策出发点与央行步调高度一致,其管理手法与央行如出一辙,甚至曾被外媒点评为:
风格偏保守,有银行家的痕迹。
这一惯例于今天被打破。
公开资料显示,吴清是证监会系统的老人,且工作履历与银行没有交集。他长期在证监会从事证券公司监管工作,担任过机构部副主任、主任、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、证监会基金部主任等职,后又出任上交所理事长。
在某种程度上,这意味着中国证监会高层的人事任免、组织模式掀开了新的篇章。
而近来动荡不安的A股市场更关注的是,吴清拥有丰富的一线监管经验,曾被证券界称为“问题券商终结者”、“券商屠夫”,具有终结问题的魄力与勇气,是重整当前资本市场信心的不二人选。
问题来了,在成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前的20多年中,吴清在证监领域都做了什么?他的监管思路又是什么?
让我们细细道来。
❶ 发乎阡陌
1987年6月,22岁的吴清从上海财经学院(后改名为上海财经大学)财政学专业毕业。和大多数直接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不同,立志于从更高维度了解中国财政问题的他,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,攻读硕士。
当时的人大财政金融学院,共分为财政、会计、金融、国际金融四个系,其中最“火”的是金融专业。就读于财政学的吴同志紧跟时髦,在毕业论文开题时选了金融类的题目。
学院教研室的辅导老师认为,跨越财政专业写金融的论文有所不妥。但吴同志解释道,他正按照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王春正的要求,在做一个货币流通的小课题,在这个细分领域内有一些心得积累。
更关键的是,吴同志的想法得到了论文导师周升业的支持。这位安徽老乡说:
在人大、在中国,财政和金融本就是一家,不要画地为牢。
周升业是何许人也?他与黄达、陈共、王传纶一起,被称为人大财金的“四大导师”,是建国后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建设者。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《货币银行学》教材,几乎是所有财经类院校的指定教材。
周先生不但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学者,对中国财政运行也有真知灼见。
1963年,周升业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论信贷收支差额》一文,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,所有货币资金都是从放款渠道出来的,并不是先有存款再放款,因而会产生信贷收支差额的出现,需要由国家财政来弥补。最终,财政部门将部分资金开支以结余形式保存在银行,归银行支配,从而实现资金在财政与金融体系的分离。
在那个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的特殊年代,周先生创造性地认为:
保持良好的财政纪律(尤其是中长期财政拨款)不但与政府收支平衡有关,还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性。
因而,周先生被视为我国财政金融综合平衡理论的代表人物。
(新中国金融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,周升业)
当然,周先生在学生中有着良好的口碑,还得益于他的平易近人、提携后进。
周升业在人大主讲财政学,隔壁北大、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学生跑过来旁听。由于小教室坐不下,还引发了旁听生与本校生的小矛盾。
周先生不以为忤,特意申请了一间阶梯教室,还在教学过程中不时询问外校生,有没有学过前置课程,听不听得懂知识点:
如果听不太懂就举手,我们把它给讲透了。
上世纪90年代,周升业不顾年迈体弱,频频出现在各地学术交流活动与政府部门的座谈会。这些活动对他自身已经没有了意义,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给学界的老友们和后进们站台。
例如他与国家计委(即现在的发改委)的良好关系,就指引周慕冰、吴清等学生承接了相关课题,并从此进入计委部门领导的视线,在毕业后被悉数加入其中。
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如此的相似:
周慕冰加入计委宏观调控司,日后转道中国工商银行、重庆市政府、中国银监会,最终出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;吴清加入计委综合司,然后借调到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,参与中国证监体系的建立,日后从证监会体系转道上海市政府、目前出任证监会主席。
然鹅,当时的国家计委除了老领导,新来的年轻人个个都有学历焦虑。没办法,这是一个崇尚学识、盛产“技术型官僚”的智囊部门,吴同志出门抽烟,迎面就能碰上带博士头衔的研究员。
——例如当时还名声不彰的郭树清,郭同志。
和精英们讨论时深感压力山大的吴清,与夫人探望导师时说起了工作中的困惑(注:吴同志的夫人也是人大财金学院的学生,同样师从周升业)。
老先生沉默半晌,说:
要不你回来充充电,读个博士吧。
1995年,吴同志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文社科大学兼第二党校,成为周升业的博士生。
吴同志虽然是非全职的博士研究生,但下的功夫不比全职生少。他获得了头等奖学金,去英国剑桥大学交流了三年,并获得了该校MBA学位。
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,吴同志这样说道:
我因出国之故而不断延期,直至新世纪初才完成答辩,期间我压力很大,是先生反过来劝慰我,让我开阔眼界,接触、总结国内外财政金融体系的迥异…
从硕士起,我受周老师学术指导的时间绵延长达十五年之久,老师对我学术之外的无言教诲,则影响到今天并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终点。
2019年5月,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教研室主任的王松奇说:
周升业老师去世5年后,吴清博士还撰文怀念,其心切切。我听后非常高兴,吴清已晋升为副部多年,还对周升业老师念念不忘,这和许多一当上副部级干部后就小胸脯挺得很高、溜须拍马忘恩负义之辈,在境界上有天壤之别。
但其实,对于从安徽蒙城走出来的草根人物吴同志而言,能遇到周升业这样的人生导师,称得上是“三生有幸”啊。
绝大多数时候,人才不是田地里野蛮生长的狗尾巴草,而是需要精心培植才能茁壮成长的。
❷ 啼莺初试
上文说到,吴同志初入计委时,曾被借调到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,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部门机构。
我国的证券交易系统于1991年投入运行,融合了“猫论”与“摸论”,靠的是“干中学”的传统艺能。
当时邓同志给出的指令是:
证券、股市,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,有没有危险,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,社会主义能不能用?允许看,但要坚决地试。看对了,搞一两年对了,放开;错了,纠正,关了就是了。
因此,当1992年深交所因内部舞弊事件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后,有关部门发现,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,不能指望证券部门同志的自律,而必须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。
于是中国证监会成立了,对证券市场进行日常监管,由刘鸿儒出任首任主席。
但是,中国证监会只是一个事业单位,在传达政策层面的监管方面有所不便。于是国务院还同期成立了“证券管理委员会”——这是一个政府机构,负责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管理,以及:
对中国证监会提供宏观指导与监管。
甫一开始,在管委会办公室工作的吴同志,就负责这两个机构的协调与沟通,他就此开辟了在中国证监会的丰富人脉,并参与证券监管体系的草创工作。
1998年3月的机构改革中,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被裁撤,其工作由中国证监会承接。吴同志由国家计委转入证监会系统。
2004年,A股陷入了一轮大熊市,上证指数从1700点跌到998点,跌幅超过4成。无人问津的行情又导致了证券行业的连续亏损,暴露出券商挪用客户资产、悄然参与坐庄等违规问题。
当时中国共有130多家券商,其净资产仅为386亿元,违规负债超过千亿,其中在熊市中累计亏损额高达831亿元。翻译为大白话就是:
因挪用客户资金炒股,大量“问题券商”的资金链接近断裂,亏到几乎全行业都赔不起。
一位证监系统人士认为,当时不但出现了客户申请冻结证券公司账户、债权人持续上访等群体性事件,就连整个证券交易结算体系也面临着:
系统性风险。
为此,证监会开展针对券商的综合治理,成立了专门的“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”。
架子搭好了,该谁来领头干活呢?某证监会干部回忆说,“风险办”这样棘手的的工作令人望而生畏,愿意冲锋在前的又资历不足,场面一度尴尬。
关键时候,吴清主动请缨,成为风险办主任,并且一干就四年多。
吴清领导的风险办,以强硬的雷霆手段,快刀斩乱麻地处置了南方证券、闽发证券、“德隆系”券商等31家违规证券公司。其中推动26家券商进入司法破产程序。40岁的吴清被证券界称为:
券商屠夫。
对此,吴同志倒是看得开。他认为,尽管在风险办期间“干得很苦”,但化解证券行业高达2853亿元的历史遗留风险,解决长期来存在的流动性缺口问题,并把账外经营全部清理或纳入账内反映,此举对A股的持续性运行有着重要意义。
吴清事后表示:
我们是平凡的人赶上了不太平凡的时候,因而别无选择,只有去面对,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,以更大的努力去应对。
俗话说“堵不如疏”,老监管吴同志为防止类似问题重新爆发,在组织架构上主要做了两件事:
第一个是将部分执法权力下放到交易所。沪深交易所本着隔离原则,设立独立部门,利用信息、技术优势,参与案件调查取证工作。
第二个就是重点调查处置“黑五类”案件,即涉及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欺诈发行等件;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虚假陈述、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案件;债券市场案件;与境外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相关的跨境执法案件;其他重大、新型、跨市场等特定案件。
这段传奇经历也在证监系统内为吴同志积累了上佳的口碑,甚至金融监管体系的大领导都知道了:
有一位证监会监管出身的吴同志,工作中立场很稳、作风强硬、方法很多、敢打硬仗。
对于敢打硬仗的好同志,他们不重用谁重用?他们不提拔谁提拔?
事后,证监会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20多位各级干部,相继获得了提拔。其中,吴同志接替“发审皇帝”姚刚(注:此人日后因严重违纪而落马),调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,重点打击基金经理利用非公开信息提前布局牟利的行为,也就是臭名昭著的:
老鼠仓。
上任伊始,吴同志在接受《财新》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:
老鼠仓行为是监管部门最不能容忍的,发现一起就严厉打击一起,绝不手软。
2009-2010年间,证监会连续处理了张野案、韩刚案、涂强案、刘海案等多个有影响力的案件。尤其是长城基金公司的韩刚,成为行业内首例涉嫌“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”而被扭送公安机关的基金经理。
吴清获得“严打主任”的新绰号。他在《中国证券》杂志撰文指出,金融监管必须同时关注合规性和审慎性的问题,时刻防范和及时处置系统风险。
尤其是,他在文中指出:
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和监管意愿是靠不住的,因此金融监管不能留有缝隙。
这个道理,简直与“不要指望用猫来守鱼”一样直白明了。(除了管不住自己的嘴,猫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吗…)
然鹅,严打主任也好,券商屠夫也罢,从来都只是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基金部吴清还做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。
吴清认为,降低交易成本,吸引投资者入市,才能把蛋糕做大、让基金经理通过主业过上好日子。为此,证监会对基金发行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,停批两年的新基金公司正式开闸。
2009年9月,证监会敞开基金专户“一对多”业务大门。
2009年12月,证监会基金部启动5条产品审批通道,允许基金公司同时上报QDII、股票型、债券型、专户和创新类等5类基金产品,基金公司发行新产品的审批流程得以简化与加速。
据统计,吴清上任时,中国基金业的规模为20069.42亿元,到2010年就提升至21675.27亿元。基金业人士发现:
尽管监管更严格了,但发基金反而更方便了,行业从下滑趋势走向了上升通道。
❸ 为任一方
2010年10月,中组部发起了中青年干部的交流活动,60余名中央机关的干部下派地方,被有关部门判定为“有立场、有方法,可以适当加担子”的吴清赫然在列。
和以往的“挂职干部”不同,这批各部委重点培养的“后备干部”可以在地方长期任职,目的是增进他们的基层工作经验,也方便组织部门考察其独当一面的能力。
正局级干部吴清来到了金融之都上海市,历任上海市虹口区代区长、区长、区委书记。
当时的虹口区定位比较尴尬。它与部分区域(北外滩)与陆家嘴隔江相望,但却几乎与金融绝缘——北外滩被定位为航运服务集聚区,虹口区被规划为航运中心。
吴清上任后公开表示,虹口区要通过集聚金融企业,打造“财富管理高地”,吸引国内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的入驻,成为他最关心的事项。
他反复解释,不能因为北外滩离陆家嘴近,就认为有区位优势,就认为是金融机构在陆家嘴之外的必然选择。
他提出,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应当高高在上,而应该学习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,踏踏实实为金融机构的落户解决现实问题。
例如他牵头与上交所联合承办“财富与文化”论坛,在企业扶持、人才扶持、相关配套服务支持等方面不断推出优惠政策。
曾经,虹口区金融办主任亲自去机场接送机构代表,人社局局长为解决金融人才的落户问题四处奔走,教育局干部直接走访调研、去资管机构办公地点现场解决员工入学问题。
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啊?什么是良好的营商环境啊?
这就是。
得益于此,虹口区的金融也发展得非常迅速。
2010年吴清履任时,虹口区金融企业总数仅78家,且主要为银行和证券公司营业部。
2015年4月,虹口区入驻的金融机构达到1052家,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.5万亿元人民币。
2022年10月,虹口区已聚集了超过2000家各类金融机构,其中包括400家左右的对冲基金,全区总资产管理规模已近8万亿元人民币,金融已稳固成为虹口的支柱产业。
吴同志以实际行动表明,他不但是证监系统出来的券商屠夫、救火队长,本身也极具金融服务意识,理解财富创造与运行规律。
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,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
(从虹口区北外滩遥望陆家嘴,两地竟没有太大区别)
2015年因熔断引发股灾,以及之后的国家队自救猫腻,让有关部门意识到强化一线监管的必要性。
吴清于次年再次回归证监系统,就任上交所党委书记、理事长。
吴清同样干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是开展“刨根问底式”的信息披露监管,抑制和防范不公平的资本市场行为。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告需要交易所事先审核,周期长、限制多、时效性差,同时还伴生着交易所监管的道德风险。
改革后,上市公司直接披露公告,不需要经过交易所审核,但要对公告披露内容负责。例如股民或交易所对披露公告有疑问的,由交易所下发问询函,一次解释不清楚的,发放第二次、第三次问询函,打破砂锅问到底,直到把事情说清楚为止。
吴清对媒体说:
新办法出来后,有的上市公司经不起问,问着问着就说不办了。这说明刨根问底式的监管问询是有用的。但上市公司不办了还不是终点,我们把它记上一笔,列入交易所重点监管名单…
第二件是对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与创新。2016年,上交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正式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》,并修订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,调整质押式回购计息规则和收盘价的计算方法,此举旨在完善发行上市融资功能,深入推进“新蓝筹”行动,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
次年,上交所成为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第65家伙伴交易所,这是我国首个加入该倡议的证券交易所。
吴清认为,开放本身也是创新之一,但产品创新要与风险管理能力向匹配。他说:
自身身板好、基础好,才能更好地开放。如果身板弱,开放后就经不起风吹雨打…可归根到底,老不开放是不行的。
2017年12月,吴清重新回归政府部门,担任上海市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、政法委书记,继续掌管金融口的工作。
❹ 为何是他?
2023年以来,A股在“稳中向好”的局势下出现了大幅波动,如火如荼的大救市中,面临着微盘股与DMA策略的复杂博弈。
简单地说,国家队进场护住了中字头,但没有救起中小盘,中证2000指数跌得比大盘还厉害。
所以股指涨了,但散户还在亏钱。甚至于,多家百亿私募旗下中证1000指增产品亏损:
超过了20%。
国家队为啥不“救民于水火,解民于倒悬”?很大程度上是因为,市场上恶意做空的专业人士很多,国家队不能如葫芦娃救爷爷一般,一头栽了进去。
——在外围没有被肃清之前,国家队出手多少资金,都可能成为做空者的肉包子。
牛X的是,做空者中有着不少理论上的“自己人”。
例如公募基金利用转融通,借出股票做空自己,这么魔幻的事儿还真发生了,还逼着证监会发文谴责。
例如做空小盘股的量化DMA策略,因4倍杠杆而受到空头的追捧。现在市场传出该策略被限,反过来又引发delta降低,让量化私募中证1000指数大面积亏损的同时,也使得中证1000跌得一塌糊涂。
A股救市大军,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这时候,大家就该多读历史,从中总结经验了。
2015年熔断事故后的史诗级股灾中,当时的证监会为了救市,特意派出了主席助理张育军入村常驻。并由张育军牵头,找了中信证券为首的21家券商,商定按净资产15%出资,组建联军开始救市。
然鹅,中信证券的带头大哥程博明利用内幕信息反复高卖低买,部分基金经理利用股指期货做空A股。
最终,A股积重难返,白花花的银子全沉淀在股市,被深度套牢。
而程博明与张育军是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校友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同学兼好友:
十亿省长朱从玖。
关于这段秘辛,请参阅《中国金融监管往事:十亿省长和他的精英朋友圈》,这里不再赘述。
但2015年的救市,给有关部门最深刻的印象是:
在外围没有肃清、内鬼没有根除的关键时刻,贸然救市是无效的,每一颗射出去的子弹,最后都可能成为回旋镖,击中未来的自己。
2024年3月7日,吴清出任证监会主席,正处于本轮救市的历史转折点。
目前我国有2.2亿的股民、超过7亿的基民,广大中小投资者是A股最主要的参与者,没有之一。
大家希望,有深厚证券监管背景的吴主席,能为拯救A股干点什么,带来新的气象。
而历史证明,每次证监会换帅后,A股上涨的概率大约是:
50%。
这一回,新上任的吴同志,能成为向上的那一半吗?
(历任证监会主席更替后,市场的直接反应。图表来自于财新)
2009年,吴清撰文写到:
华尔街的失败绝不仅仅是投资银行的失败,它是金融体系、经济乃至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造成的,这些问题也正在并即将由这些方面共同承担。同样,当我们面对股市、房市或金融危机时,需要救的也绝不是或不仅仅是某一机构甚至某一市场,而是要着力解决背后的经济问题、机制和体制问题。
很显然,吴同志对金融的整体观,受到了周升业老先生的启发。
据说,在双榆树街道被中关村合并前,吴清曾多次前往双榆树的某小区,造访他的恩师周升业。
两人偶尔会谈到一些工作,虽然周先生并不能替他提供解决方案,但那句名言依然在吴同志的脑海中回荡:
在中国,财政和金融本就是一家。
同理,在A股,投资与融资一体两面、密不可分。
如何以霹雳手段扫清阴霾、拯救A股;如何平衡投融资的内在矛盾,筑牢A股中长期发展的市场制度;如何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、有获得感…这都是摆在吴主席面前的现实问题。
2015年1月20日,农历大寒,周升业先生离开人世,时代的水晶球悄然落下。
吴清携夫人来到恩师家中吊唁,他表情肃穆、语气温柔,就像给自己最亲密的人道一声最后的晚安。
9年以后,年近六旬的吴同志独自来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的富凯大厦,脑海中似乎回想起周先生《论信贷收支差额》中的最重要结论:
当金融体系中放款超过计划时;当无根据地要求财政增拨信贷资金,或者是当长期性信用资金不能按计划拨足信贷自有资金时,都会影响社会生产、资金流通的顺畅进行。
无数A股投资者热泪盈眶地说:
大哥,俺也一样。